{疯狂的老子养生}《道德经》和《论语》的比较
来源：中国直销网 日期：2017/3/6 21:08:15 浏览次数： 我要收藏
{疯狂的老子养生}《道德经》和《论语》的比较
来源:中华老子网《老子故里论老子丛书——探源卷》
秦维聪
记得在我六七岁时，我祖父曾教我背诵《论语》。每次讲两句，背两句，当时我感到易懂有趣。但在我退休之后研读《道德经》时，很难理解其谈论的重心。基于本人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与认识，我绝对不相信两千多年前的知识分子，会比现代的知识分子知道得更多，因为人类的知识与经验是累积性的，和时代是同步发展的，至于为何《论语》比较易懂，而《道德经》竟成了一个“千古奇谜”，必有其原因在。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利用退休的空间，来揭穿这个奇谜的谜底。
我先由研读历史入手，以便了解其著作的时代背景、谈论的对象、目的及最接近其原稿的文献，我采用的文献为1993年由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《老子》甲本释文(甲文)、帛书老子乙本释文(乙文)和晋王弼注老子《道德经》(王文)。甲文是在老子去世后500年左右的抄本，乙文稍晚，王文是甲乙文出土前最早的版本。经过两年半不懈的努力，我终于揭开了这个“千古奇谜”的谜底，并于1987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李耳道德经补正》。经过稍加修正后，又于1989年由台北市的明文书局合法发行。
我认为有两大主因使世人感到《道德经》比《论语》难以理解：其一是世人被这个“道”字唬住了；其二是《道德经》和《论语》的文章结构有五点差异。
先谈第一点。搞清“道”字到底何意。按“道”字的一般意思指的是道路、道理、方法等，在科学方面指的是定理、定律、理论等，在政治方面指的是主义、学说、法规等，在宗教方面指的是教义、信条、教规等，在戏法方面指的是门道、手法、特技，等等。可见各行各业皆有其“道”，但是如果单说一个“道”字，就同单说“定理”二字一样，并不代表什么内容，必须说明是那一行的“道”，谁的“道”或什么“道”，才能避免唬人或被唬的可能。
首先我们知道孔子和老子的谈论都与戏法和宗教无关，其谈论都是有关当时的政治。比如孔子谈论的重心，是提倡其“恢复旧礼教”的“复古主义”，老子之“道”就是他提倡的所谓“寡欲不妄为”的“清静无为主义”，都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。比较起来，老子比孔子有两点先进的地方：第一，老子反对礼教，他说：“夫礼者忠信之薄也，而乱之首也。”他主张“绝圣弃智”和“绝仁弃义”。第二，他提出了另外一条科学方面的“一物两向的转变律”。这是原始的辩证理论，比马克思等的辩证理论提前了近2500年，是一项在哲学方面的伟大贡献。
按孔子和老子著书立说的时代，距以实行家天下开国的夏王朝已有1700多年了，距开始以“礼教”治国的周王朝也将近600年了。由于数百年来封国间的拼杀不已，人民生活极端痛苦，他们二老有幸生活于所谓百家争鸣的“中国第一次思想学术的黄金时代”，才有机会宣扬其政治言论。孔子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不止，主因在于周朝初期的礼教被破毁了，成了君不君和臣不臣的暴乱局面，因而提出其“复古主义”。但是必须指明，当时各地自称为王的诸侯(即封国王)虽然早已把周天子视为小傀儡一个，但是对其管辖的庶民百姓，却是依然实行货真价实的封建礼教的统治。至于老子对乱世的见解，认为主要的原因是“王”们太有为(妄为)了，而老百姓太有智了，因而提出他的“清静无为主义”。有了这样的了解，我们就不会被他们唬住了，遇到孔子谈其“道”时，立刻就知他谈的就是“复古主义”。同样遇到老子谈其“道”时，就知他谈的必是“清静无为主义”或其“一物两向的转变律”。
再看《道德经》和《论语》在文章结构方面有哪五点差异：
(一)迷信观念：《论语》没有迷信观念。其实老子本人及其《道德经》也无迷信观念，而是后人为其制造了种种的迷信故事，比如单凭“道德经”三个字就唬人不轻。既是“道德”又是“经”，当然是天经地义、神圣不可侵犯的“天书”。看不懂“太上老君”的“仙机”，只能怪自己的凡品差劲儿，岂敢说三道四地发表谬论，只有唬人自唬胡吹瞎捧了。
(二)用词的差异：《论语》用字通俗，因而易懂。《道德经》文句虽然活泼、优美，但老子却杜撰了许多奇怪的名词，似乎故意使读者感到玄而又玄，比如他用“恒、无名、朴、大、一、无名之朴”等作为“道”字的代名词。把“守道”二字称为“抱一、执一、袭常、食母”等，其他如“稽式、玄德、玄同、妙要”等，使人感到神秘莫测。此外他更借用了一些通俗的名词，却赋予特殊的含义，例如孔子说的“圣人”，是指“行儒家之道的先王”；而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的“圣人”，是指“一个力行其清静无为主义的理想的封国王”，孔子常用的“君子”二字在《道德经》中指的是“周天子”，其他如“无为”乃“不妄为”之意，“有为”即“妄为”，把“物”代表“庶人”等，这样就更容易使读者感到迷惑难懂了。
(三)对象的差异：《论语》是孔子向其弟子们的讲话，要他们“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克己后礼，教悌而好反上者未之有也”等不反上的复古言论。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却是百分之百的给“王”们的谈话。没有一句是给当时的百姓，或今天的世人包括读者谈话的，而我们却误解以为他老人家是向世人谈论为人处世的“道德”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!在八十一章中，有五章是专门谈论其愚民政策的。比如他说：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也，将以愚之也。夫民之难治也，以其智也。故以智治邦，邦之贼也；以不智治邦，邦之德也”等。依其“清静无为主义”的原则，老子理想中的百姓是无智无欲，纯朴得如婴儿。在这种理念下，他老人家那里还有心思去和百姓们谈论政治?而我们对他因此而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误解，自然会感到《道德经》比《论语》难以理解了。
(四)文字完整差异：孔子的《论语》因有教育人民尊崇王权和不反上的宗旨，后世的帝王认为颇有利用的价值，于是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，考八股文，等等。因此举子们把《论语》奉为荣身的宝典，故对其文字毫无改变。而《道德经》中充满了反对礼教和对“王”们的激烈批判言论，这种反动言论，在当时的制度下足以引起家灭九族之祸，所以按理《道德经》是难以传世的，而今竟然传世而且成了世人甚感兴趣的“千古奇谜”，原因在于后人把《道德经》中所有作为主词的“王”字全部删除了，对以“王”为主的谈话，却删去了主词“王”字，就成了一个无头的奇案，也成了为何后人感到《道德经》比《论语》难以理解的主因。请看下面王文第四十八章的原文：
为学者日益，为道者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，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。不足以取天下。
请大家看看我们能从上文得到什么启示：“为学者日益”，可解释为研究学术的人，知识越来越多。“为道者日损”，研究“清静无为”的越来越“损”，“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(不妄为)”。原来为学者日益的“益”字不是知识越多，而是“有为”(妄为)越多，妙的还在下面：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这6个字已经被世人猜了2000多年，结论是：老子的所谓“无为”就是“无不为”。这岂不是既教我们黑又教我们白吗?“取天下”——教我们打天下?如何取?“常以无事。及其有事。不足以取天下”。真的以“无事”能取得天下吗?其实上面的文字表面上并不难懂，难懂的是这些文句到底是教我们作些什么?我们之所以如此迷惑，主因在于这些不是对我们的谈话，而是对封国王们的谈话，而主词“王”字被全部删除的结果。如果把删除的字补起来，就会感到《道德经》并无神秘，而是和《论语》同样易懂。下面就是本人以甲本为主，参考乙本和王文补充以后的全文：
王之为学者(学仁义礼等的封国王)，其有为(妄为)日益；王之闻道(清静无为主义)者，其有为日损——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(不妄为)。王无为而王无不可为。故王之将欲取天下也，恒以无事(不扰民)。及其有事也，则不足以取天下矣。
这就是《李耳道德经补正》“补”字的意思。我下了很大的工夫，把《道德经》中所有被删除及遗漏的文字，以甲本为主，参考乙本和王文，依原字及原意补齐，这样就易读和易懂了。
(五)段落问题：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，尚无纸张的发明，那时写字是以刀刻或用漆写在竹简上，一支竹简通常可写10个字左右。因为要联简成册，所以只能用竹简的一面。大家都知道《论语》是“群弟子，记善言”，也就是孔子的语录，一般用字简明。一支竹简足可记录一句独立的语录，正因每句语录都有其完整的意思，所以没有分段的必要。不管竹简如何联串，都不会影响各语录的意思而“五千言”的《道德经》是以一章(或节)表达一个完整的意见。《道德经》共有八十一章，平均每章约60余字，实际上长短不一，长的可达100多字。如果每支竹简写上10字，则将需用至少500支竹简，方可记录全部的《道德经》。如果这些竹简联串乱了(古称“错简”)，把不相关的语句联串成章而解其真意，真是难乎其难矣!《道德经》之严重错简是世人感到比《论语》难懂的最大原因。请看甲本两节的全文如下：
(1)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，天下之所恶，唯孤寡不榖，王公以自名也。物或损之而益，益之而损，故人之所教。亦议而教人。故强梁者不得死，我将以为学文。
(2)其政闵闵，其民屯屯，其政察察，其邦缺缺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孰知其极，其无正也。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。人之迷也，其日固久矣。是以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刺，直而不世，光而不曜。
第一节的前25字与其以下的字毫无关系。第二节中间的35字与其前面的字无关，与其后面的字也无关。不懂此也，中间的“孰知其极，其无正也”八字应在“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”八字之后，由此可见不惟前后错简，即是在一节中也会上下错简。这样的《道德经》即是请老子“下凡”亲授，恐怕也会感到玄而又玄矣!对错简怎么办?把它“正”过来就成。这就是《李耳道德经补正》“正”字的意思，这项工作比“补”字下的工夫更大。我把甲乙王文全部用剪刀把每一个简剪下，然后重新分类，安排每一简应在的原位。
请读者注意：如果把上面第一节前面的25字和第二节中间的35字接在一起，经过补正的一节就是《道德经》中最重要的一节——李耳先生的“一物两向的转变律”，其原始雏形如下（《李耳道德经补正》的第九章，第64节）：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……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，孰知其极?其无定也。人之迷也，其日固久矣!
意译：世间一切发展中的事物(万物)，都遵循着一项自然律(道)，衍变不息。这项自然律，即所谓“一物两向的转变律”。据此定律，世上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具有“超负”和“超正”两种异向的相抗因子(万物负阴而抱阳)。一项事物的发展情况，就是这两种因子相抗的综合表现(中气以为和)。譬如：“祸、奇、妖”等是发展事物中的“超负”因子；“福、正、善”等是发展事物中的“超正”因子。这两种相抗力量的消长，使事物的发展向负或正的方向转变。谁知道它发展的最后结果呢?因为他的发展是不停(无定)的。人们对于事物发展的这种迷惑，由来已经很久了!
李耳先生观察了2000余年有关事物的发展，从中归纳出了一句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的辩证理论基础，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贡献。但是他只发现了辩证理论的前一半，也就是只知道事物的发展，是因其两种相抗的因子一直打仗的结果，但是他却不能预知其发展的结果，而且为此已经迷惑很久了!在他去世后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，人们又熟悉了后一半的辩证理论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毫不惑疑地预知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因为我们掌握了整个的辩证理论以后，头脑和眼睛就更加清醒和明亮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李耳先生发现的前一半，和现在人们发现的后一半的辩证理论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一项完整的辩证理论。
李耳先生的“一物两向的转变律”：
世上一切发展中的事物，都具有“超负”和“超正”两种异向的相抗因子。事物的发展，就是由于这两种因子相抗力量的消长而产生的向着“超负”或“超正”的方向转变。在有关人类行为的发展中，“超负”的力量是自发性的，而“超正”的力量是非自发性的。
王弼注《道德经》共八十一章，其中的六章实际上是由完整的三章因错简而误分为六章，故《李耳道德经补正》中只有78节，依内容分为十章如下：(一)绪论(五节)；(二)圣人出治(六节)；(三)愚民政策(五节)；(四)致慈(六节)；(五)致俭(五节)；(六)致虚(十九节)；(七)致柔(十二节)；(八)君子之治(五节)；(九)“一物两向的转变律”(八节)；(十)“一物相向的转变律”的应用(七节)(请参阅《李耳道德经补正》)。
